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宁波大学成功举办

为进一步繁荣我国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探索合乎时代变化和发展的文学批评新方法，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联合《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湖北省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和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共同主办“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13年10月25-28日在宁波大学外语学院召开。参加会议的有来自美国、英国、俄罗斯、挪威、西班牙、南非、伊朗、韩国、日本、马来西亚、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13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高校、研究机构、出版社和新闻媒体的200多位专家学者。研讨会以三场大会主题发言和十四场小组讨论的形式交叉进行，与会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大家围绕文学的伦理转向、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实践、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理论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一、文学的伦理转向：时代的呼唤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以文学为批评对象的研究方法，从伦理道德的角度研究文学作品以及文学与作家、文学与读者、文学与社会关系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其核心是从伦理和道德的立场对文学的存在给以阐释。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文学及其批评在肯定艺术性的前提下的社会责任，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并以此作为批评的基础。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在本世纪初创造性地提出来的，此后他一直在对这一理论和批评方法进行完善和建构。2004年聂教授教授在《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一文，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该文一出即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广泛反响，这从本次研讨会参会人员的地域分布情况可见一斑。

在世界文学“伦理转向”的大背景下，与会代表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广受关注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思考。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吴元迈先生在大会发言中指出，“20世纪文学无论是创作流派，还是文学理论学派，甚至代表人物，都是层出不穷，异彩纷呈，成绩卓著。然而在生活与文学、主体与客体、内部规律与外部规律等对立而统一的关系方面，常常绝对化。在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那里，伦理道德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即所谓的文不载道。进入21世纪后，所谓的‘伦理转向’，‘生态转向’等等，无非是重新回到以往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和正确道路上来。这是时代使然。”吴先生考察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苏联文学中的四部代表作品对生态平衡和伦理道德的结合，认为“伦理道德和自然生态环境是21世纪文学研究的主要走向。”吴先生的发言可谓高瞻远瞩，一语中的。西班牙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塞萨尔·多明戈斯（César Domínguez）副教授根据世界文学作品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关注“人类大家庭”这一现象，讨论“世界文学的伦理转向是否意味着人们对社群的渴望”。日本福冈大学的大嶋仁（Hitoshi Oshima）教授就文学批评是否应该是伦理的批评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以巴赫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和契诃夫的戏剧作品为例论证了文学批评的伦理维度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认为文学是社会的产物，只有通过尊重社会的主体间性才能真正做到尊重个体的人。俄罗斯圣彼得堡大学的罗季奥诺夫副（Alexey Rodionov，中文名：罗流沙）教授从俄中文学互译严重不平衡的现实出发，挖掘出导致这一事实的根源：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因大量的残酷行为和淫秽行为的描写在输出时被摈弃，被“伦理过滤”，这导致大量在本国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无法被译介，若硬要翻译，其结果只能是外国读者对作品体现的伦理道德产生怀疑甚至误解。针对这一现象，罗季奥诺夫提出，译者应该找到相应的策略来处理这些描写，才能确保优秀作品的传播和接受。南非开普敦大学哈利·贾鲁巴（Harry Garuba）是非洲研究专家，他的主题发言“有争议的表述：现代非洲文学形成中的伦理道义”从后殖民批评角度出发，简略谈及《黑暗的心》这样的西方经典对非洲描述的争议性之后，提倡现代非洲文学创作更需要考虑文学的伦理道德之本，才能在文学作品中还原一个真正的非洲，他列举了齐努瓦·阿切比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说明当代非洲作家在这方面的努力、取得的成就和重要意义。华中农业大学杨革新副教授的论文“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与美国伦理批评的复兴”梳理了美国伦理批评经历的提出、兴起、发展、高潮、衰落、复兴、再发展的历程，并且指出，随着文学研究的伦理转向，21世纪初由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必将在理论基础和批评方法上推动美国的文学伦理批评的完善和发展。

二、伦理与教诲：文学的基本功能

既然世界文明发展到21世纪导致自然生态问题和社会生态问题（即伦理道德问题）成为当今世界面临的两个主要问题，那么文学伦理学批评“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现象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而这种批评理论本身的内容和体系问题自然而然就成了大会讨论的重点问题。

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的主题发言深入探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逻辑起点，他认为“注重事物的天然结构关系是伦理的要义所在。换言之，注重把握和批评某一事物、某一现象本身自有的天然关系结构，看其是否适应自然或社会的发展需要，是伦理批评的属性。而文学伦理学批评则主要关注的是文学现象自身关系结构、文学作品的自身关系结构，包括文学批评理论自身的关系结构是否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立足于文学自身天然关系（也就是文学伦理关系），来把握文学的一种批评理论和批评方法。”刘教授同时指出，“文学伦理批评不等于道德批评，后者是建立在伦理批评基础之上的，是由伦理关系产生的。不同的伦理关系，会产生不同的道德准则。”这一论点似乎在香港开放大学谭国根教授那里找到了注脚。谭教授的主题发言把伦理批评放在与其他理论的关系上来考量，探讨了伦理批评与自我意识理论的关系，尤其关注性别与主体性的表述。谭教授以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和《海上夫人》等在中西舞台上的不同表现为例比较了中西方伦理道德的不同标准和假设。这岂不正是中西文化因为不同的自身天然关系，即自身伦理关系，而产生了不同的道德准则么？此外，中国人民大学的李桂荣副教授也探讨了文学伦理批评的标准问题。吉林大学王萍教授敏锐地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之所以能够牢牢地占有中国文化这片阵地是与中国文学作品关注作品体现的道德意识、关注作品对社会的责任的悠久传统分不开的。

聂珍钊教授在大会开幕词和他的主题发言中都反复强调文学的教诲功能，认为文学从来就是人生的教科书，其教诲功能是最基本的功能。聂教授从《物种起源》出发，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然选择阶段完成了人的形式的选择，以《圣经·创世记》和《西游记》为例说明人类文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伦理选择阶段完成了人的本质的选择，指出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才能够分辨善恶，才从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变成了有伦理意识的人；孙悟空的脑袋（自由意志）有了唐僧紧箍咒（理性意志）的约束和引导，孙悟空才完成了伦理选择，归于理性。聂教授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对已有文学作品的再阐释,让人耳目一新，有很鲜明的示范作用。挪威奥斯陆大学资深教授、易卜生研究中心主任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Knut Brynhildsvoll）认为，伦理问题一直是文学研究的构成部分，人们有理由相信，种族、宗教和生态的种种危机加速了文学伦理学转向的步伐，时代呼唤艺术写作中的新的伦理转向。这是对文学艺术创作过程中的伦理因素的呼唤。耶鲁大学克劳迪·劳森（Claude Rawson）教授在大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二战之后美国大学里的文学教学。他指出，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出现的花样繁多的文学批评理论让文学教授们津津乐道于这个主义，那个流派，却把文学最本质的东西——对真善美的追求，对善恶的区分抛到一边。这显然是在批评当时的批评界完全忘记了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对于文学的教诲功能，关于人类的伦理选择，华中师范大学的苏晖教授自有她的深刻认识。她的文章“伦理选择与喜剧的教诲功能——以莎士比亚和莫里哀的喜剧为例”研究了喜剧的创作主题及喜剧人物的伦理选择中所包含的教诲价值和伦理理想，并探讨了喜剧的教诲功能如何在欣赏主体的笑中得以实现。

三、再阐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新视阈

此次研讨会的发言一方面是谨慎缜密的理论建构，另一方面是对文学作品的再阐释。大会根据提交的190多篇论文的主题分了欧美文学、东方文学、华文文学、比较文学、青少年文学、海洋文学、生态文学、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以及多样化主题等众多小组进行专题讨论，讨论的作品既有小说和诗歌，也有戏剧和童话，内容涉及到英国文学、法国文学、德国文学、奥地利文学、捷克文学、挪威文学、美国文学、加拿大文学、澳大利亚文学、日本文学、印度文学、韩国文学、中亚华裔东干文学、马华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等。

浙江大学吴笛教授的主题发言讨论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对爱情和生命的伦理价值的描写，指出生命的价值在于能够不断繁衍，而唯有爱才能让生命持久；正如艺术能够战胜时间，永葆青春的魅力，让生命繁衍不息才是对生命的尊重和生命伦理的最高体现。吴笛教授对莎翁十四行诗的研究证明，文学经典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靠的不仅仅是其艺术魅力，伦理价值也是经典作品的保鲜剂。大会对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还有韩国汉城大学李博拉（Beau La Rhee）的 “朱丽叶的爱情和她父母的困境——莎士比亚笔下的朱丽叶如何践踏了伊丽莎白时代的道德观念”、山东大学庄新红副教授的“‘驯夫’与‘驯妇’——文学伦理学批评视野下莎剧夫妻伦理之转向”，以及台湾淡江大学艾丽斯·拉尔夫（Iris Ralph）的“论《麦克白》的动物伦理”。另外还有“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与儒学价值观”（钱志富）和“亦新亦旧的中国莎士比亚”（刘昊）等。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教授研究了诗歌形式在伦理表达上的独特之处，指出以激进的艺术实验和形式创新为特征的20世纪美国诗歌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和巨大的解读空间。上海大学朱振武教授着眼于畅销书作者丹·布朗的小说对伦理问题的处理，以生动而有说服力的例子表明自己的观点：在创作吸引读者大众的作品的同时，美国小说家丹·布朗并没有一味追求惊险刺激的故事情节而放弃对伦理道德的本真考量，相反，作家时时处处都把自己对生命的价值和要义的理解、对道德伦理的认识编织进故事情节的设定当中，给读者以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南京大学陈兵教授在题为“《珊瑚岛》：英国19世纪自由帝国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教育”的发言中指出，《珊瑚岛》反映了英国19世纪自由帝国主义时代的青少年教育，既有19世纪初新教福音派影响下出现的“强健的基督教”思想，又体现了19世纪早中期英国重视海外自由贸易，传播基督教思想，开化土著民族的信念。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彭笑远副教授从社会政治责任、职业岗位责任、家庭伦理责任和自我责任四个维度研究了安徒生童话中的责任教育元素对儿童的影响。

韩国建国大学申寅燮(Shin In-sup)教授在主题发言中考察了日本近代文学形成时期作为自我告白手段的文学伦理，认为日本初期近代小说形成于男性知识分子主人公和另一个男性知识分子之间与伦理有关的自我告白的动机上，作品内容只是男性知识分子人物之间的交流。申教授总结道，作为日本近代小说正式出现的必要因素，作为伦理矛盾及形成自我告白体因素的重要手段，需要建立“有教养青年人的共犯（同谋）关系”。华中科技大学谭杉杉研究了日本作家志贺直哉的作品《暗夜行路》，指出作品完整地体现了从对立到调和的发展与变化，表现了违背伦理禁忌的罪恶感和先天性的伦理身份混乱，描写了主人公在乱伦的伦理困境中自省、反思，到承担起伦理责任，从而在道德上自我完善，最终实现道德救赎的过程。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尹蕾从文学伦理学的角度研究了《源氏物语》中源氏的“俄狄浦斯情结”和他身上具有的“斯芬克斯因子”。南京理工大学张楠则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研究《源氏物语》，认为了解日本平安时期的道德伦理环境和充分解析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的文学视角是正确理解《源氏物语》主旨的前提。大会对日本文学的研究文章还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困惑——论森鸥外《半日》”（郭勇）、“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夏目簌石《心》的身份确认和伦理冲突研究”（侯冬梅）、“日本近代青年伦理和志贺直哉文学”（韩国学者徐己才[Gijai Seo]）、以及“文学伦理学批评视域下的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高丽）等。韩国建国大学尹锡珉(Yoon Seokmin)的文章“在日韩人作家的一举一动和伦理选择——以李恢成的小说为主”研究了流散于日本的韩国作家绝不离开时代背景的创作伦理。来自马来亚大学中文系的三位学者聚焦于马华文学的研究。潘碧华教授研究了马来西亚著名诗人吴岸的诗歌体现出的作者在“国”与“族”身份认同之间的伦理抉择。蔡晓玲则以台湾当代小说家骆以军为研究对象，考察台湾外省族群及其后代面对“历史意识”和“本土意识”的召唤陷于“大陆移民”或“台湾外省”身份认同的伦理两难和认同矛盾这一双向而难解的伦理关系。郭紫薇的论文“罗莎莉、非罗莎莉：从《残树》系列自传看韩素音的伦理身份和伦理抉择”指出，韩素音自传中拒绝“罗莎莉”，接纳“罗莎莉”，超越“罗莎莉”这一复杂的伦理选择过程呈现了那个年代欧亚混血儿所承受的中西伦理冲突和个体试图构建自身道德价值与伦理身份的努力。

本次会议有一些研究显得一枝独秀，引人注目。兰州大学司俊琴副教授的文章“中亚华裔东干文学中的道德主题与俄罗斯道德文学”指出，中亚华裔东干文学深受俄罗斯文学注重伦理道德价值传统的影响，包含道德赞扬和道德批判两个方面。上海外国语大学马和斌副教授的文章“评述《野阿古比艳公寓》中的社会伦理”呈现的是埃及作家阿尔·阿斯瓦尼笔下的埃及社会问题，研究了作者从政治伦理角度对埃及国家未来的关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刘建树的文章“迦梨陀娑戏剧作品艳情味的文学伦理学解读”研究了印度古代梵语文学中的戏剧大家迦梨陀娑的戏剧作品，认为作品中的艳情内容是古代印度艳情文化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反映出那个时代背景下宫廷诗人作品的伦理价值。陕西师范大学巴微的文章“试论宗教抒情诗的伦理学主题——以《仓央嘉措情歌》与《雅歌》为例”一阵见血地指出，国内学界对宗教抒情诗伦理学主题的阐发存在着肤浅化和狭隘化的倾向，这源于当下的文学研究缺乏对文学使命意识的强调和责任感的提升。她以《仓央嘉措情歌》与《雅歌》这两部具有代表性的宗教抒情诗为例进行分析对比，指出宗教抒情诗在思想内容和审美风格上存在普遍的一致性，同时又具有价值取向和表现形式的差异性。

四、开放性和包容性：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生命力

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并不拒绝其他的批评方法。作为一种方法，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必然要结合运用其他方法，例如社会学的、心理学的、政治学的、心理和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的批评方法，等等”（41）。正是由于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的这种包容性和开放性特点，使得它具有极大的活力。本届研讨会上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其他批评理论相结合来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的文章极具特色。

韩国东国大学的金英敏（Youngmin Kim）教授的主题发言“伦理结之系与解：他者化的诗学与伦理”指出，只有当主体与他者等同时，人才能作为真正的主体存在，言语主体不进行思维活动（即，不具备意志和目的）时，它就是“他者”而不是“我”。语言与无意识共同构成了“他者”的空间，“他者”有极端的他律性和极端的非中心性两重特质，前者在人的可控范围和意识之外，后者则使人时刻深陷其中，而正是后者使得说者/作者和听者/读者共同构成和参与到言语空间这一话语符号的动态之结。南京大学方红教授将生态批评与伦理批评相结合研究美国印第安文学家琳达·霍根的小说《灵力》，认为这部作品表达了兼顾濒危物种与濒危人群的弱势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观。华中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的丹妮拉·加藤（Daniela Kato）围绕日本隐士文学之白眉——鸭长明的《方丈记》的译介史阐明她的观点，认为翻译活动应该容纳本土和跨国的生态伦理互动，从而将地域、文化和语言有机地链接起来，以达到丰富和扩展原文本之目的。伊朗国家博物馆的吉拉·莫希姆内贾德（Jila Moghimnejad）将考古学与伦理研究相结合，通过研究博物馆的中国瓷器藏品上的图形特征，例如人物发型、着装和姿势等，发现伦理道德对中国男人的重要意义。相关的文章还有：“多丽丝·莱辛小说的地理基因与其生态伦理思想”（王文惠）、“‘宇宙过程’与‘伦理过程’：重读赫胥黎与严复”（王松林）、“乔治·爱略特长篇小说叙事伦理初探——以《亚当·贝德》和《米德尔马契》为例”（夏文静）、“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伦理思考——论达雷尔的小说《阿芙罗狄忒的反抗》”（徐彬）、“《才智》：‘我’的失落与伦理断裂”（朱黎航）等等。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苏晖教授在大会闭幕辞中指出，“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呈现出三大亮点：一是国际化特征更加显著，二是研究领域和视角更加广泛，三是体现出更加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探索精神。此言极是。本次研讨会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基本理论的探讨逐步走向深入，研究的作品涉及的国家和地区面广，时间跨度大，不少论文对作品的阐释都让人耳目一新。

“第三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可以说是文学伦理学批评发展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会后不久即传来喜讯，聂珍钊教授主持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研究”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立项。这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上升为国家理论关切。历经十年的发展，文学伦理学批评已经呈现出生机勃勃的局面，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注：原文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6期，作者徐燕、溪云。本文略有删减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