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

        2014年12月20-21日，“第四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召开。本次会议由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上海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挪威、俄罗斯、匈牙利、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学者出席了会议。在为期两天的会议中，学者们以极大的学术热情紧密围绕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并结合各国文学作品展开热烈研讨，深化了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理解和挖掘，将之推到一个新的研究高度。

        本次会议最大的特点在于国际性和高端性。一大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一流学者全程参与会议，围绕生态伦理、战争伦理、消费伦理、家庭伦理、性别伦理、父子伦理、宗教伦理、政治伦理、种族伦理、叙事伦理、阅读伦理等方面的话题展开讨论，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等多种文学类型，而且还对一些边缘文学样式进行了讨论，如大屠杀诗歌、政治讽刺诗、乌托邦文学、侦探小说、大众小说、少儿电影等，甚至还有学者探讨了文学期刊所反映的伦理角色和伦理观念的变迁。本次研讨会以三场大会主旨发言和十三场小组讨论的形式交叉进行，其中特别增设两个专题论坛——“文学中的医学与伦理”和“中青年学者论坛”,吸引了大批与会者出席，会场内座无虚席，显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强大阐释力和吸引力。

文学的教诲功能与伦理价值

        文学文本的伦理价值是文学创作和批评所追求的重要目标，但现今许多人似乎忘记了这一点，转而片面地追求理论的时髦与玄虚，忽略了文学的最基本功用——教诲。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反思，而“反思过去”正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会长吴元迈先生大会致辞的主旨思想。吴先生从21世纪批评理论的“危机”谈起，强调反思的重要性，并以什克洛夫斯基、托多洛夫、德里达等众多文学理论家的著作为例，指出在当今情形下，只有反思过去，总结现在，才能探索和开辟未来。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耶鲁大学的克劳迪·劳森(Claude Rawson) 教授也在大会致辞中强调大学教师的职业伦理，呼吁学者们回到文学文本，重新认识文学的伦理价值观。

        吴元迈先生对我国当下社会的种种乱象十分忧虑，认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至理名言并没有过时：“致富之路和提升道德之路是统一的，追求利润和走向道德之路是统一的。”吴元迈的精彩发言得到了西方学者的热切呼应。德国海德堡大学副校长、国际著名学者维拉·纽宁(Vera Nünning) 教授呼吁大家“认真对待叙事虚构作品的劝导力”。纽宁关注虚构作品与伦理的关系，特别是文学对于读者认知能力的影响。她结合认知科学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意在说明：阅读文学作品可以有效地改变人们的信仰、思想和行为，而这正是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强调的“文学的教诲功能”。无论是就心理学层面还是就文学本身而言，文学研究者都应该认识到文学的教诲力量及文学作品对于读者的伦理价值。

        就文学的伦理价值而言，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中国创立者、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以伦理选择为核心概念从理论层面上对之进行了详细阐释。他认为，从猿到人的进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第一次选择，即自然选择。这次选择的最大成果是人类获得了人的形式，但这远没有解答斯芬克斯的谜语对有关人的定义的追问，即没有解决人的本质问题。因此，人类在通过自然选择获得人的形式之后，还需要通过伦理选择获取人的本质。自然选择是文明史上人类的第一次选择，伦理选择是第二次选择。通过伦理选择，人类才真正成为有理性的人。自然选择是人类进化的过程，它通过遗传变异完成；伦理选择是人类教诲的过程，它借助文学实现。人类在获得人的形式之后，都毫无例外地要经历伦理选择的过程。人类需要借助文学的教诲进行伦理选择。只要人的生命存在，人的伦理选择就没有终结，就需要文学的教诲。因此，只要人类存在，文学的价值就是永恒的。国家有不同，种族有区別，语言多变化，但是文学的伦理本质及伦理的功能却是相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要从人类文明进步的逻辑证明文学永恒的伦理价值，而且还要借助自己的批评话语分析文学文本，从中发现加速人类伦理选择过程的道德榜样，获取让我们择善弃恶的伦理警示。无论是让人崇尚和效仿的英雄，还是令人厌恶和谴责的恶徒，我们都能从中感受到文学伦理的强大力量。

        聂珍钊教授的发言主要从理论上探讨伦理选择的重要性，而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的发言则与之呼应，从批评实践的角度向大会提供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运用范例。他以伊恩·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为例，以“成长的不能承受之轻”为题，研究了该文本所具备的“文学冲击力”——引发读者的震撼和不安，尤其强调了文本所激发的伦理启示与道德思考。经典文学作品的伦理价值是不朽的，像《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醒世和启迪意义”。这是华中师范大学苏晖教授发言的主旨所在。她认为：该作品通过透视“爵士乐时代”背景下人们错综复杂的情感和善恶不分的伦理混乱，通过表现人物的伦理困境和伦理选择，充分展现了鲜明的伦理主题，无论哪个时代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道德教诲。

        诚如聂珍钊教授所言，“文学批评就是对文学的价值进行判断，是某种道德意志和道德观念在文学评价中的体现，它往往超越了个人的情感而代表了某个集体的、时代的、民族的价值观念”(103)。本次会议上中外学者不仅充分探讨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对于读者阅读、理解和欣赏文学作品的引导作用，而且用自己的研究实践说明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各民族文学的价值就在于其伦理价值。

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学科、跨文类研究

        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西方的伦理批评研究与实践似乎未能追上中国文学伦理学批评快速发展的步伐。随着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日益兴盛与广泛接受，众多西方学者也不由地将目光转向中国，不仅充分关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最新进展，而且还积极参与其中。他们的跨学科、跨文类研究成果令人瞩目，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叙事学与伦理批评的融合。欧洲科学院院士、德国吉森大学教授、著名的叙事学家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ünning)探究了叙事学与伦理批评之间的内在关联。纽宁教授认为：在经典叙事学阶段，叙事学和伦理批评未能相互契合。伦理批评不关注文学的形式和叙事技巧问题，而经典叙事学则忽略了文学的语境、历史、阐释、规范及价值观等问题。后经典叙事学研究虽然注重对叙事的跨学科研究，却依然重在阐释，较少涉及伦理意识。即便如此，叙事和伦理批评也绝不是相互排斥的。纽宁指出：叙事学分析工具可以服务于伦理和政治批评这两个对于文学文化研究来说十分重要的领域，伦理分析和阐释亦可应用于叙事学研究。

叙事学与伦理批评的融合也体现在其他与会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比如，中国地质大学的邹晶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侦探小说为例探究了类型叙事的伦理诉求；南方医科大学的唐伟胜研究了《被中断的女孩》中的阅读伦理；上海交通大学的都岚岚论述了莫里森小说《家》的创伤叙事与伦理取向；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的卢红芳探讨了卡罗尔·希尔兹小说《斯旺》的叙事伦理，等等。上述学者的研究内容丰富，见解独到，展现了叙事与伦理研究的强大结合力与阐释力。

        第二、诗歌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跨文类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在解读中外小说、西方古典主义诗歌等方面已显示出特殊的解释力，获得了一些确实不同于传统批评的研究结论”。董洪川教授的这一认识不但获得了中国学者的认同，也引发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导致中外学者把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引入诗歌研究领域。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语言派诗人兼文学评论家查尔斯·伯恩斯坦(Charles Bernstein) 教授从诗歌的力量出发，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包括仿拟之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诗歌何以成为“一种对日常生活情境变化的伦理介入”(an ethical engagement with the shifting conditions of everyday life)。他在发言中反复强调“诗歌的软弱恰是其力量所在”(Poetry is a weak thing and that is its strength)，深化了与会学者对诗歌伦理力量的理解。浙江大学吴笛教授聚焦于马维尔的诗歌《致他羞怯的女友》，重点探讨了该诗伦理冲突的三个层面，即膜拜与享乐的冲突、斯芬克斯因子的冲突、他者与自我的冲突。他认为：“正是多重的伦理冲突，构成了该诗特定的时代意义和艺术特征。”其他学者也在分会场讨论中纷纷展示了自己在跨文类研究方面所作的尝试，如厦门大学的林宛莹对《诗经》中“诗”与“经”的伦理意义的探讨、安徽工程大学汪景峰对华兹华斯诗歌的生态伦理学分析、韩国全北大学梁明心对在日文艺杂志《民涛》及在日朝鲜作家李恢成伦理观的探究，以及中南大学李滟波对《圣经·旧约》伦理叙事的关注，等等。

        第三、文体学与伦理批评的对话。《语言与文学》杂志主编、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杰夫·霍尔(Geoff Hall)教授直接将文体学这一重要的语言学分支学科与文学伦理概念整合起来，尝试从“选择”这一术语出发，探讨19世纪后期英国经典文学作品中文字的选择如何反映作家的道德选择。霍尔教授研究了亨利·詹姆斯的小说《一个贵妇的画像》的不同版本，通过关注版本中用词的变化，读出小说叙述者对于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指出：詹姆斯作品的修订、前言部分、工作日记和信函等资料都可以是此类文体学研究的可贵素材。这一认识能够帮助国内学者扩展文体学和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展研究的范围。

        第四、文学中的医学与伦理。作为本次大会的一个特别论坛，“文学中的医学与伦理” 重点关注医学与伦理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苏晖教授从众多文本中的疯人形象出发，探讨了“伦理冲突中超越者的悲剧”。她指出：“疯人形象对现实伦理的超越体现出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与现实发生的剧烈冲突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这些悲剧引发读者的共鸣，潜移默化地达到教诲读者的效果。”对克隆技术及其可能引发的混乱进行反思也是众多学者触及的论题。王卓和刘红卫论述了戏剧《数字》中的克隆现象与伦理意蕴。陈晞和林雪以菲利普·拉金的诗歌为文本考察对象，审视了诗歌“大楼”中的医学与伦理。尚必武则关注麦克尤恩小说中的医学伦理，反思了“尊重生命”这一重要主题。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对文学作品中的医学与伦理进行专门探讨既是医学伦理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文学批评发展的必然结果。“文学中的医学与伦理”特别论坛引起了韩国学者的极大兴趣，在韩国国家研究基金会的资助下，聂珍钊教授、韩国东国大学金英敏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共同主持了这个论坛，扩展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领域，促进了文学、医学和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

国际视野中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会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表示了充分的认同与肯定。安斯加尔·纽宁教授认为：伦理批评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就在西方日渐势衰，但却在中国学术界得以兴盛。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无论是在理论体系、术语概念还是在批评实践上，所取得的成就皆让人刮目相看，叹为观止。他指出，通过伦理批评的视角，我们可以重新评价文学经典，深入文本的结构与核心，并从伦理视角得出新的研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复兴了伦理批评，这也是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贡献。纽宁教授表示，他非常期待能够同中国的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人员在未来有更多的交流，共同推动该理论在世界学术舞台上的发展。

        美国艺术与人文科学院院士、斯坦福大学的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 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热潮过去之后，当下国际学术界呼吁回到文学文本，在文学文本中发现作品的价值与意义，殊不知文学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就是其伦理与道德的价值。有鉴于此，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显得意义非凡：该理论不仅复兴了伦理批评这一方法本身，而且紧紧抓住了文学的本质与基本要义。换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帮助读者重拾和发掘了文学的伦理价值，唤醒了文学的道德责任。

        其他国际学者的认识也无出其右。《文体》杂志副主编、美国北伊利诺斯大学的威廉·贝克(William Baker) 教授擅长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重大文学人物与事件。在大会主旨发言中，他简要梳理了20世纪七十年代至今英美文学伦理批评的发展之路。在贝克看来，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来的伦理批评是对后结构主义理论思潮的一种回应。通过追溯分析列维纳斯、布斯、玛莎·努斯鲍姆、路易斯·罗森布拉特、约翰·加德纳、伯纳德·威廉姆斯、希利斯·米勒、杰弗瑞·哈珀姆等学者著作中关于伦理的思想，贝克得出了与尚必武教授类似的结论，即西方的伦理批评视角和方法大致分为三类：语用修辞伦理学、他者伦理学和政治伦理学。可惜这三类视角都未能发展成独立的学科，只有聂珍钊教授及其同僚们致力发展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日益成熟，必定能“实现艺术对社会的主要目标，对艺术所在的社会进行反思、阐释及批判”。

        来自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的居里·塔尔维特(Jüri Talvet) 教授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评价与贝克的看法不谋而合。在塔尔维特教授看来，聂珍钊教授强调中国学者绝不能单纯以西方文学思潮和批评观点马首是瞻，必须拒绝边缘化，力争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一眼光独到的认识极具前瞻性。他指出，聂教授提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思想在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通过分析但丁的哲学专著《飨宴》，塔尔维特教授试图说明西方传统文学伦理是由文学作品所展现的审美维度、感官维度和艺术维度来决定的，直至今日依然如此。

        莎士比亚研究专家、俄罗斯权威期刊《文学问题》主编伊戈尔·奥列格维奇·沙伊塔诺夫(Igor Shaytanov) 教授将自己的关注点聚焦于20世纪俄罗斯文化意识中的莎士比亚。他按照时间顺序绘制了莎士比亚在俄国的接受路线图，并说明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强调莎士比亚无异于我们的同龄人，一如我们也与他同属一个时代，因为莎士比亚作品所创造的世界也是我们正在生活的世界。沙伊塔诺夫教授用具体的国别文学实例验证了文学经典的现实伦理意义，为大家展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另一条研究路径。

        在本次大会的海外学者专场上，来自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将文学伦理学批评运用于研讨多个文学文本，包括日本作家壶井荣的《二十四只眼》、宫本百合子的处女作，以及哈贝马斯、科尔伯格、列维纳斯、斯宾诺莎和福柯等的作品。韩国的林大根教授通过聚焦道格拉斯·肯尼迪的《大图片》，探讨了美国大众小说韩语译本的文学伦理，金英敏教授进行了作为话语动力和混合身份的他者伦理研究，马来西亚的潘碧华教授从多元认同视角论述政治语境下马来西亚华人的伦理选择等。这些研究实践极具启发意义，显示了国际视野中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地位和重要作用。

生态伦理批评及其他

        《比较文学与文化》杂志副主编、均成馆大学的西蒙·埃斯托克(Simon Estok)教授和《世界比较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匈牙利科学院的彼德·豪伊杜(Peter Hajdu)教授都不约而同地选取了生态批评视角。在埃斯托克教授看来，文化与生态研究一直是生态批评和一般环境人文学科的目标之一，而将伦理并入文化和环境讨论意味着未来研究的新方向，最终所能取得的生态成果可以预见。仿佛是在对埃斯托克教授的探讨作出呼应，豪伊杜教授选择一部文学作品中的树为研究对象，探讨自然生态与人类伦理交叉的可能结果。在这部名为“树是土地的主人”(“The Land-Owner Trees”)的短篇小说中，两棵树成为一大笔遗产的继承者，故事围绕着如何替“长寿的”树打理财产逐渐展开。故事情节非常有趣，但更有趣的是如何运用人类的伦理规则来对待纯自然的生物。豪伊杜教授认为故事切切实实地引发了人们的思考：非人类的自然生物也能真的拥有权利吗？如果有两棵树可以像人一样拥有个人权利（比如财产所有权和继承权），那是不是所有自然物都可以呢？归根结底，什么是树的权利？

        发人深思的问题言犹在耳，与会者们又在“中青年学者论坛”上听到了相似的研究声音，这就是宁波大学张连桥对道德情感和自然情感的冲突与转变的思考。他的思考围绕阿尔比的戏剧《山羊，或谁是西尔维娅？》展开，认为作品所描述的人兽伦理关系的混乱不仅给人类自身带来伤痛，也给动物带去残忍的杀戮。这一话题与埃斯托克教授和豪伊杜教授的研究形成呼应：人类对于生态的过度关怀，甚至超越伦常，究竟会带来怎样的伦理后果？这确实是个值得深思的话题，需要人们从文学中描写的现象出发，挖掘事件背后的伦理本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郑杰通过重新解读《雅典的泰门》中泰门的悲剧挖掘出了早期现代英国社会的伦理焦虑。对于两位青年学者的发言，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周启超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他们都强调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实际运用价值，认为两位青年学人用自己的实践为大家提供了如何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文学作品的范例，他们的研究能够给青年学者深刻启示，那就是如何运用新的批评方法开发自己的独创性思维，结合对文学文本的细致分析获取超越前人的见解。

        大会分会场中还有学者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视角对不同的生态文学文本进行解析。例如，中国人民大学陈世丹审视冯内古特的生态后现代主义伦理；华中师范大学王文惠探讨《又来了，爱情》的生态伦理启迪；南京师范大学杨靖以“从‘禽兽为邻’到‘更高的规律’”为题对《瓦尔登湖》作了另一种解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蔡俊解释了当代美国印第安文学中的生态伦理困境等。我们期待未来产生更多关于生态伦理的研究成果。

        除了生态伦理批评的研究成果外，其他独具特色的研究充分体现在两位韩国学者的大会主旨发言上：韩国东国大学吴台锡研究了老子《道德经》的互文性与两价性；建国大学申寅燮则以有岛武郎文学为中心研究了“日本人道主义文化伦理”，认为有岛武郎在自己的作品中显示了强烈的伦理指向，是其洁癖伦理生命的缩影。这些实践为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运用扩展了研究领域，丰富了本次大会的研讨内容。

        文学伦理学批评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独创性和开放性为其特点，不断走向成熟。这次大会的成功召开，尤其是有众多外国学者参与讨论，反映了新时期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文学伦理学批评需要建立起一整套批评话语，需要探究伦理与叙述形式的互动联系，需要加强东西方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对话。本次大会恰恰体现了这一走向：会上学者们对于如何加强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建设进行了探讨，例如埃斯托克提出的“伦理附着”与“伦理疏离”概念、北京航天航空大学田俊武结合宗教伦理学和文学伦理学进行作品分析的尝试、上海交通大学索宇环关于叙事手段与伦理思想表达的论述，以及华中师范大学王树福对《驿站长》叙事策略与伦理悲剧之生成的讨论等，即是如此。总之，本次大会集中展现了中外学术界关于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的成果，必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学者创建的批评理论走向世界。

        苏晖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此次会议规模之大，国际化程度之高，与会国内外院士、国际权威期刊主编、知名学者数量之多，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内外日益受到关注并产生广泛的影响。较之于前面三届年会，此次会议发言选题领域和研究视角更加广泛，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和批评方法的实践。她相信，2015年10月1-6日将在韩国召开的“第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学者合作、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全球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

注：原文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15年第1期，作者林玉珍。本文略有删减和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