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成功举办

        为了进一步推动和引领中国学术“走出去”，增强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外国文学研究》编辑部联合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IAELC）、韩国东西比较文学学会、东国大学、建国大学、韩国外国语大学、汉阳大学、延世大学、成均馆大学、檀国大学，于2015年10月1日至7日在韩国首尔与釜山共同举办了“第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韩国国家研究基金（NRF）提供近40万元人民币的资助。高端性、学术性和国际化是这次会议的亮点，参与此次会议的28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代表就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诸多核心问题展开热烈讨论。这次会议国际影响巨大，成为中国学术“走出去”的一次学术盛宴。

一、国际视野：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学术盛宴

        中国学术如何“走出去”？这是中国学术界近几年一直致力国际化的关键问题，说到底中国学术走出去需要国际化的学术视野。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是一个创新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重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伦理价值取向的国际文学和文化组织。研究会成立以来，在诸多中外学者的支持下积极展开国际对话与国际合作，取得了一系列学术成果。欧洲知名期刊《阿卡狄亚》（Arcadia, indexed by A&HCI）和台湾知名期刊《哲学与文化》（indexed by A&HCI）于2015年先后推出文学伦理学批评专刊，美国知名期刊《比较文学与文化》（CLCWeb: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indexed by A&HCI）也于2015年推出特刊，刊登中外学者合作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研究论文。英国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文学刊物《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indexed by A&HCI)也于2015年7月刊发了评价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专栏论文。

        借助中国学术“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不仅得到了国际学界的关注，而且得到研究同行的认同和呼应。一些国际著名学者如斯坦福大学的玛乔瑞·帕洛夫教授、耶鲁大学的克劳迪·劳森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查尔斯·伯恩斯坦教授等，都纷纷对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国际上取得的进展给予高度评价。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美国现代语言协会前主席、斯坦福大学玛乔瑞·帕洛夫教授说她很高兴地看到伦理批评已经成为一个理论热点，有许多人一直在认真探讨这个问题。《外国文学研究》主编聂珍钊教授认为，《外国文学研究》组织的一系列论文的国际发表和国际会议的成功召开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借助研究成果的国际发表深化中外学术交流与对话，推动中国学术“走出去”。二是改变人文学科自我独立式的研究方法，转而走中外学者合作研究的路径，为中国学术的国际合作研究积累经验，实现中国学术话语自主创新。三是借助国际学术期刊和国际会议的召开助推中国学术的海外传播，向海外展示中国学术魅力，增强中国学术的海外影响力。

        此次会议以“超越国界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文学在韩国、中国和世界”为主题，重点讨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与儒家经典、文学伦理学批评与跨学科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民族文化、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与实践、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教育、文学伦理学批评与文学的道德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韩国儒家传统、文学伦理学批评与韩国文学等问题。33位来自中国、韩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爱尔兰、爱沙尼亚、匈牙利、挪威、日本、马来西亚等28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做了大会主题发言，举行了32个分会场的小组讨论，一次圆桌讨论会。

二、伦理批评：中国学术“走出去”与话语建构

        在当下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对旧的僵化模式的突破，而是更多地将着眼点集中在对新的研究范式的建构上。“文学伦理学批评”这一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是要倡导研究者立足于文学的本质属性来看待文学问题，经由重新认识与深入发掘而产生新的理论创获。

        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的创立者和践行者、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聂珍钊教授做了“文学伦理学批评：人性论”的大会主题发言，认为由于受中国传统道德观念和西方人性观的影响，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对“人性”这个概念的定义是比较模糊和混乱的，“人”、“人的天性”和“人性”这三个术语没有进行明确的区分，经常被认为是等同的。对文学伦理学批评而言，人是一切论争的基本前提。作为进化的结果，人通过生物选择拥有了外在的形式，而与其他生物体相区别。人通过伦理选择获得了人性，但同时人身上还有一些动物的本能。人的天性就是指人的自然本能，它是与人性相对的。人的天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人性是指人的道德或者伦理意识，是后天习得的。聂珍钊教授认为达尔文进化论中所论述的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人类由此而获得作为人的基本形式，在此基础上，人类必须经过第二次选择即伦理选择才能真正成为具有理性意义的人。

        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副会长、东国大学英语系金英敏教授在致辞中强调：当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正遭遇与其他理论相对抗的时候，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迎来了“伦理转向”，“伦理转向”的趋势正好印证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话语空间与实践的可能。聂珍钊教授和金英敏教授的发言从理论高度阐释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构建问题，而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的玛戈特·希勒尔（Margot Hillel）教授则从现实的角度强调了文学伦理的重要性。她在“伦理建构与青年一代的文学批评”的主题发言中，从对当代澳大利亚小说的分析出发，指出青年一代的文学阅读和写作需要加强伦理建构与伦理阐释。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克努特·布莱恩西沃兹威尔（Knut Brynhildsvoll）教授在“文学伦理研究的自我参照体系”的主题发言中强调，在文学伦理学批评实践过程中，讨论文本的内容和人物态度的转变是研究其伦理问题的聚焦点。    德国耶拿大学沃尔夫冈·穆勒（Wolfgang G. Müller）教授在“哲学与文学中的伦理学” 的发言中认为：在哲学的众多分支学科中，伦理学与文学的关系最为密切。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的或完美的人的品质应该包括勇敢、节制、慷慨、正义，强调了个人品质与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些方面都是文学的主旨，文学不是简单的道德训诫，而是要引导读者思考道德问题。《世界比较文学评论》杂志主编、匈牙利科学院彼得?豪伊杜（Peter Hajdu）教授在“悲剧与（伪）史学的伦理对话”的发言中认为，伦理批评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悲剧和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阐释，悲剧情节揭示了人物的伦理选择，不同的伦理选择所导致的后果可从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的分析中推断出来，悲剧和历史所反映出来的伦理秩序是有显著区别的。

三、新建构：国际视野中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聂珍钊教授认为：“由于文学批评的伦理缺场，中国的文学批评出现了两个倾向：一是文学批评远离文学，即文学批评不坚持对文学的批评；二是文学批评的道德缺位，即文学批评缺乏社会道德责任感”（4）。因此，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倡导与实践，就是为了纠正这种不良倾向，从中国语境出发，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国际学术话语平台。如果我们的文学批评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思想，就会失去与西方学界平等对话的基础。因此，这次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成功召开，就是一次中国与西方学界的平等交流与对话。国外学界不仅没有拒绝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理论，而且是积极地参与到中国学术话语的讨论与建构中来。来自世界各地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在大会主题发言中对中国学者所创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进行了积极的回应。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艾莉森?考尔德（Alison Calder）教授在“民族文学、土著文化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言中，以加拿大文学中民族文学与土著文学的关系为例，来探讨文学批评家作为公共知识分子应承担的伦理责任。土著民族处在以城市生活为背景的文化氛围中，深刻地感受到与祖辈文化传统的背离，他们逐渐淡化了土著民族的特征，也淡漠了土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在占主流地位的加拿大文学中，土著文化业已消失或仅仅存活于历史记忆之中，因此加拿大当代土著文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继承民族文学传统，如何重新找回自我归属感和民族群体感，如何协调与主流文学的关系，从而真正把握土著文学的未来发展方向。

        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教授居里·塔尔维特（Jüri Talvet）在“全球化时代的少数族语作家”的发言中认为，肇始于20世纪末的经济全球化极大地促进了文化和文学领域的均质化，以至于有了文化全球化的说法。其实早在歌德的时代，就有了世界文学的概念，这一概念被众多学者解读为把世界各民族文学统一起来形成一个伟大的综合体的理想。但时至今日，尽管世界各民族间的交流日益广泛，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并没有形成，原因就在于世界文学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得以形成的综合体。伴随经济的日渐全球化，我们不仅没有看到文化的均质化，反而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在今后如何重构一个民族的文化伦理精神是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

        另外，还有来自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运用于研究多个文学文本和文化现象。爱尔兰考克大学教授克莱尔·康诺利（Claire Connolly）论述了爱尔兰浪漫主义诗歌创作和环境伦理的关系；韩国建国大学教授申寅燮（Inseop Shin）以有岛武郎的作品为例，论述了日本现代文学中移民文学的流散主题和伦理倾向；马来西亚大学潘碧华（Fan Pik Wah）博士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阐释了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多重身份问题；法国里尔第三大学教授亚历山德拉·普兰（Alexandra Poulain）探讨了贝克特的广播剧《语言与音乐》的伦理问题。

四、中国立场：学术自信与学术“中国梦”

        这次会议还有一个来自两岸三地的中国学者群体，他们以中国学者独有的研究视角，围绕着家庭、性别、社会、宗教、政治等多方面的伦理命题展开讨论，比如台湾中山大学的黄心雅教授以文本为个案探讨小说中的伦理与债务问题，香港公开大学的谭国根教授以易卜生戏剧在中国的流传与接受探究中国新女性气质的伦理表达等，充分显示了当代中国学者对肩负的伦理使命与学术责任的自觉体认，也表现出学术界对中国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长期“失语”的反思。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苏晖教授在题为“从《望岩》与《莫娜在希望之乡》看美国华人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嬗变”的发言中，比较分析了当代美国华裔女作家伍慧明的《望岩》以及任碧莲的《莫娜在希望之乡》这两部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美国华人杰克和莫娜对伦理身份的探寻与选择过程，认为二者伦理身份选择的差异源于伦理环境的不同，这种差异反映出两代美国华人伦理身份意识的转变及华人伦理身份观念从二元到多元的变化。

        南京大学杨金才教授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向度”的发言中，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出现多元倾向，其中生态批评和伦理批评相当耀眼，大大突破了传统文学批评范式中的政治化和说教性，更多地将注意力投放在文学对历史、人性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审视上，并在叩问和质疑中凸显文学的伦理功效。他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文本实践为依据反观主要中国文学批评，着重考察和分析其中的伦理旨趣，力图把握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伦理向度及其主要特征。

        宁波大学王松林教授在题为“从激进到保守：卡莱尔的工作伦理”的发言中，探讨了卡莱尔的思想由激进向保守演变过程之内在的、必然的因素，并分析了卡莱尔思想悖论性背后的文化内涵。他认为，卡莱尔试图通过“工作福音”来达到社会安定，并从伦理的高度要求作为个体的人通过工作达到内心的完美从而拯救全社会的道德堕落，这一思想不能不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卡莱尔对潜在的社会混乱、矛盾和荒谬具有超前的洞察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伟大作家。

        华中师范大学罗良功教授在题为“阿米里·巴拉卡诗歌的伦理转向”的发言中，从巴拉卡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自我发现与伦理身份重新定位出发，剖析了推动这一时期巴拉卡诗歌形式转变的诗学观，即诗歌形式作为伦理表达，并由此将巴拉卡的三个主要诗歌创作阶段分为两种诗学实验模式：作为垮掉派诗人时期的诗歌形式无涉伦理，作为黑人民族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第三世界主义者时期的诗歌形式自觉表达伦理。

        上海交通大学尚必武教授在题为“麦克尤恩新作《儿童法案》中的伦理身份与伦理选择”的发言中认为，《儿童法案》假借法律与宗教之间冲突的外衣，揭示人类妄图用偏执遏制温情、用理性压制情感给儿童福祉造成的侵害。小说通过菲奥娜法官对雷切尔、劳拉姐妹的监护权争夺案，马太、马克兄弟的连体手术分离案，尤其是耶和华见证人亚当·亨利的输血案的处理，将读者注意力引至不同人群之于儿童福祉的理解。

        豪伊杜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谈到，这次学术盛会充分展示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自信，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用流利的英文发表演讲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无疑，大批青年学者的积极参与是这次学术盛会的一个亮点，他们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和扎实的理论功底，能够自觉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自己的学术专长，深刻阐释文学经典的伦理本质。江西师范大学的刘茂生教授在发言中以文学伦理学批评为理论基础，详细的剖析了美国犹太作家菲利普·罗斯《人性的污秽》中男主人公科尔曼·希尔克一生中所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选择。

        《外国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国际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会秘书长苏晖教授在闭幕辞中指出，第五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在韩国召开，并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200多位代表与会，表明文学伦理学批评已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较之于前面四届年会，此次会议发言选题领域和研究视角更加广泛，极大地拓展和加深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研究和批评方法的实践。她相信，2016年10月将在爱沙尼亚召开的“第六届文学伦理学批评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会为进一步加强各国学者的合作、推动文学伦理学批评在全球的发展产生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