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0月16日，由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办的紫金港跨学科国际讲坛2026年第2期“领航前沿讲座”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成功举办。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主编、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范方俊教授以“‘大历史观’与中西比较文学研究”为题作学术报告。本次讲座由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主任杨革新教授主持。

讲座伊始，范方俊教授从比较文学的可比性问题切入，指出比较研究不能停留于中外作家、作品或理论的简单并置，而应以明确的问题意识为起点，立足本国文学的具体问题，建立本土视角与跨文化视野之间的联系。民族文学初创或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时期尤其值得关注，外来文学与思想资源往往参与本土文学传统的形成与重构。围绕“大历史观”的方法论意义，范方俊教授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阐释宏观历史视野与长时段考察的价值。他指出，看似寻常、意义有限的历史节点，一旦置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便可能呈现出不同的意义。“大历史观”并非忽视具体细节，而是将其放在社会结构、跨文化交流和世界格局变化中加以理解；研究者既要深入文本，也要拓展观察尺度，在细读与远读之间形成互补。

在此基础上，范方俊教授以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的比较为例，提出二者的时代重合只是比较基础，更重要的是，应将他们置于晚明与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历史转型的背景中，考察其创作与时代精神的联系，以及作品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范方俊教授进一步指出，两位戏剧家身后的经典化轨迹与世界传播效果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不能简单归结为艺术价值的高下，还应结合历史条件、文化身份、传播机制与话语权等因素分析。莎士比亚经典地位的形成及其国际传播，与英国的政治文化建构和全球扩张密切相关。与此同时，“中国的莎士比亚”这一称谓也值得反思：它虽便于跨文化理解，却可能将莎士比亚预设为衡量中国戏剧的标准，隐含欧洲中心主义的评价框架。因此，比较研究不仅要分析作品，也应考察经典如何形成、由谁阐释，以及不同文学传统如何获得世界性传播的机会。

随后，范方俊教授以晚清戏剧改良为例，剖析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跨文化动力。他指出，晚清文学与戏剧的变化不能仅从中国内部的历史脉络加以解释；西学东渐以及日本在西方文学和戏剧观念传播中发挥的中介作用，同样不可忽视。范方俊教授特别提及1906年前后留日学生参与的新潮演剧与春柳社等历史现象，并联系莎士比亚戏剧的引介以及易卜生等现代戏剧资源在东亚的传播，说明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生处于更广阔的跨国文化网络之中。梁启超等人关于文学革新的思考，以及鲁迅等留日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向，也需要放在近代东亚知识流动的背景下加以理解。通过追溯这些联系，可以看到，外来文学资源并非被原样移植，而是在新的社会需求和文化语境中被选择、转化与重新组织，进而参与中国新文学和现代戏剧的形成。

报告还涉及“现代”“现代主义”“现代性”等概念的历史演变。范方俊教授指出，这些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来源，并在跨文化传播中不断被翻译和重新阐释。因此，“现代与传统”“新与旧”并非简单、固定的二元对立。理解中国近现代文学的转型，需要追溯相关概念的形成与传播，辨析其在不同历史语境中的含义，以及这些概念背后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

针对英语世界的中国文学研究，范方俊教授联系“远读”等研究路径指出，域外研究能够提供不同于本土研究的观察视角，帮助学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传统；但域外研究所运用的理论概念、分类方式和评价标准也植根于特定的历史与文化立场，不能被视为不言自明的普遍尺度。中国学界既应积极开展跨文化对话，也应保持反思意识，回到中国文学自身的问题与历史经验，增强研究主体性，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

讲座最后，杨革新教授作总结发言。他指出，研究者应善于将具体问题置于恰当的历史框架中，从看似寻常或意义不显著的现象中发现值得深入追问的问题；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历史联系，尤其关注日本等中介环节在近代知识传播中的作用。他谈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广泛吸收西方理论资源，在拓展研究视野的同时，也需要进一步反思理论借用与本土问题之间的关系。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而言，关键不在于拒绝外来理论，而在于立足中国文学研究的主体性，对外来理论进行辨析、转化与创造性运用，逐步形成自主的学术问题意识、知识体系和话语表达。

本次讲座深化了师生对“大历史观”及其比较文学研究价值的认识，为推进中西文学研究，深化跨文化交流与跨学科对话，以及探索中国文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

本次讲座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当代西方伦理批评文献的整理、翻译与研究”【项目批号：19ZDA292】资助，特此鸣谢。

浙江大学世界文学跨学科研究中心

2026年10月20日